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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死敌 战云未散——回想8.15二战日本落败投降68周年

发布时间:2020-02-15 02:37    浏览次数 :

——从中日战争史看中日钓鱼岛冲突的本质与前景

导读:中国是世界上历史保存最完整的国家,每个朝代都会为前朝修史。有句名言: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中国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迷一样的东西。司马迁因为不为汉武帝歌功颂德,而被腐刑。其人格真是伟大。唐以前作的史皇帝是不能看的。这个规定一直到唐太宗的时候才被打破。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分。

说起日本和中国,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我们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不过我们和这个邻居的关系并不好。在历史上可是有磕磕碰碰的。一般来说都是和平时间大于战争时间。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战争。这五次战争中我国取得了三次胜利,日本只有一次胜利。还有一次算是平手了。我们看一下这五次战争。

一、钓鱼岛事件与以往和未来的中日战争

有的人说是汉朝。因为中国最早的版图是从汉的时候漫漫却定下来的。还有句话不知道是不是真是汉武帝说的:“犯我强汉者,随远必珠”。这也是一个代表。不过汉朝是历代中公主被送出和亲最多的一个朝代。亲闺女都拿出来作为和平的条件,那能说明你厉害吗?我可不认为那是和平史者或大国风范。那只是虚弱的表现。至于统一中国的第一个朝代,秦朝更不用说了。统一以后就没什么作为了。长城现在是中国的象征一样,那只是防守的工具。再好的防守也不能永远守得住,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有多少北方的游牧民族越过了长城。

第一次中日战争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唐朝却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现在国外有唐人街。日本人到现在穿的民族服装不应该叫和服,应该叫唐装才对。可见唐对后世的影响。可是唐朝从安史之乱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战乱不断。后期外族的加入尽管促进了民族的容和,可那是用血泪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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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仅仅是起源于因此理解中日钓鱼岛冲突,我们必须从千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中才能找到合适的理解框架。当前的中日国家关系类似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时期;而这一次战争的爆发,已经在中日两国公众敌对的心里开始启动,钓鱼岛事件最终将是中日百年战争的末期之战的启动事件!

宋朝的经济实在是太发达了,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南宋小朝庭已经退到了滩河以南,尽管那样,具后世专家研究,其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到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二。可是宋的军队真是不敢让人恭维,只能用一个字弱来形容。

第一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唐朝,当时日本还真的算是未开化的。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跑到朝鲜半岛和唐朝进行较量。公元663年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大战。唐朝13000军队和170多艘战船把日本42000军队、1000多艘战船打的全军覆没。这次战争日本被打懵了,毕竟在双方实力悬殊这么大的状况下,日本竟然输了。不过这次日本是输得心服口服。之后不断地派遣唐使来唐朝学习。最后几百年的时间都不敢招惹中国。

与我们通常津津乐道的所谓八年抗战胜利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八年抗战并不能单独构成一次完整的战争,而仅仅是长周期的中日近代战争中的中期事件。中日之间事实上发生过一次周期自1894年甲午战争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然后经过近60年的休战,近期内又开始紧张的长时段的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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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日战争

这是一场长时段的50年战争或百年战争。中日钓鱼岛冲突本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的余震和延续,而20世纪的中日战争又是千年中日战争历史中的现代延伸。正如欧洲的历史上有30年战争和百年战争,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匈之战前后历时近300年,方才决定了最后的胜负,这场中日第四次战争也将是一场百年战争。

元以后,明朝是汉人政权的顶峰,从郑和下西洋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郑和的一个船队带的军队就可以灭掉别人的一个国家。可是后来的土木堡之变。还有当时东北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的一个家奴,“努尔合赤”带着十几付盔甲就造了反,他的后代居然带着十几万人就把整个中国给呑并了。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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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宿敌、强弱互转的中日战争历史

如果非要说出中国历史上那个朝代的军队是最厉害的,是有点难。有时候还不只是军队的事。再厉害的军队如果没有好的统帅那也打不赢。当一只军队处在上升期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当一个国家漫漫的衰弱的时候,它的军队一定会很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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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亚洲和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既华夷关系,华夷关系是位于欧亚大陆东端,自近代社会之前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如何处理与其周边民族和文明的一种历史制度,华夷制度作为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的中华文明处理其外部关系的制度,自有独特之处:

而在古代中国攻打日本具体有记载的的有以下四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元朝时候。我们知道当时蒙古人真的是横扫全世界,忽必烈派人叫日本称臣,结果日本人不干,还杀了元朝的使者。这下把元朝惹到了。1274年10月3日,忽必烈任命征东元帅忻都、右左副帅洪茶丘和刘复亨统率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5600人、水手6700人.计3.23万人从高丽合浦出发。虽然打到了日本国土,不过后来因为台风的问题,元朝基本上是全军覆没。1286年忽必烈准备再次入侵日本,结果因为南方战事问题,所以才罢休了。可以说当时真的是台风拯救了日本。

一、华夷关系是等级制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

第一次:中方是唐朝。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第三次中日战争

二、华夷关系是本质上和平的,当事各方按华夷关系各尽其职时,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证;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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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夷关系内中国的文明程度、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远高于周边国家;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第三次就是在明朝时期了。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有点膨胀了,想要入侵中原。于是先派兵入侵朝鲜,朝鲜可以说是节节败退,最后万历决定支援朝鲜。明朝集结辽东军及三千戚家军约4万人由宋应昌、李如松统领,奔赴朝鲜作战。日本打败,不过之后战争变成消耗战了。双方打了六年的时间。最后丰臣秀吉死了,这场战争才结束。这一次万历的战争目标达到了,日本又是失败了。

四、华夷关系在历史上比近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更友好地对待了中国的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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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中日战争

因此在华夷关系制度下,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尼泊尔、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国周边的统治者,都与中国循华夷关系而保持着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关系。而世界历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欧亚大草原的蛮族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夷制度所处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华夷制度下中华文明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交往,而当游牧民族的扩张侵入中华文明的底线则开始强力反弹,一方面大规模用兵击败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却适可而止,始终未将中华民族变成以战争和征服为文明目标的战争民族。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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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之伟大的关键历史因素之一就在于这种本质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却能在必要时大规模使用武力恢复和创造秩序的华夷制度,而且华夷制度的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极大,历史上数度非汉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样运用华夷制度去规范与周边其它民族的关系,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范例。而日本,却始终是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也就是华夷制度中的一个异数:被前几十年中国历史学者们称为“一衣带水,中日友好”的中日关系史,则是一种因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而全面扭曲了的历史观。

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侵日战争。

这次就是近代著名的甲午战争。战争具体细节我们就补多少了,清朝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全部毁坏殆尽。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欧洲列强不断侵入清朝。

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就已经有了以史载道的历史观,也就是对历史的解释高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而至近代,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公共权力之下,历史学者更是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记载历史的能力,因此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往往会由于时代的需要,被历史学者、有时干脆就是政客做出直接的取舍,因而展现出的历史尽管有史实、有文献,却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局部和主题倾向先行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尽可能接近事实的历史。因此这种本质上与史实不符、既无法解释历史上中日关系的动因、障碍、危机,又对当今中日关系有严重的错误引导作用所谓“中日友好 一衣带水”的历史观,已经无法说服从日常生活体验、民族记忆和正常理性思维中得出完全相反结论的当代中国人。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第五次中日战争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当代中国人已经用各种方式拒绝了在意识形态和某些个人感受之下形成的、因而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的“中日友好 一衣带水”历史观,以至于中国民间有人称中日关系为“一衣带血”,那么重新审阅历史,为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准确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事情。更何况日本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包括各种规模军事冲突的国家,是因地缘历史而形成的事实上的敌人,因此重新审视中日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中日战争关系,同样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而这些年,中国的相关注意力被过多的投向台海而没有对日本给予足够的军事注意,而改变这种不利战略局面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重新评估历史和现状中的中日间战争与和平历史问题。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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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战争的历史和地缘必然性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这一次就是著名的抗日战争了。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日本先占领了东北。1937年7月7日进攻北平,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这场战争一共打了八年的时间,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不过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2000万人口的伤亡。日本这次的失败接近亡国。如果不是美国人后代独立占领日本,日本真的就不存在了。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总要形成不同的种群、占据特殊的空间位置,然后与其它种群和物种发生各种关系,生态学一般认为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千变万化,但总体上可分为:一、受益,二、受害,三、中性。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要服从这些生态学的客观限制,所以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捕食、竞争、合作、互助等模式。因竞争和捕食所导致的人类战争状态,在历史上始终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演变的最大动力,而合作和互助,却是人类理性生存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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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日本在和我国的五次战争中,只有一次占到为了便宜,失败了三次,平手了一次。如果不是近代特殊的状况,我们估计没有败绩。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里的游牧民族间关系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元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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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既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既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元朝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元朝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元朝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元朝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这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中最接近日本群岛的大陆地块,日本想与东亚大陆发展各种联系,在人类技术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须通过朝鲜半岛。正因为如此,朝鲜半岛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实上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尽管中日关系从自然趋势和历史规律上来看必然持续紧张,但这些导致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规律同样服从另一个趋势;就是国与国之争的对抗、乃至战争,会导致国家间形成一种更高权力下的和平。在现代国际社会,这种更高权力往往是一个区域性或世界性的帝国,以及帝国力量下的和平,这就是东亚华夏天朝礼治下的状态,而在近代和当代,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会形成国际联盟和超越国家的国际机构,这就是近代欧洲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和今日联合国的情况。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所以中日关系迟早会同样发展到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力量平衡、以及在现代国与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管理之下的新和平,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用一个亚洲国际体系去管理日本。中日关系两千年、体系内的关系是朝贡关系,日本一度与中国、朝鲜半岛形成东亚体系,这时期亚洲、乃至中日关系是和平和谐的,而当日本企图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外自立体系,形成以日本为核心时,冲突和战争立即开始,尤其是日本试图全面扩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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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与日本关系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一个为亚洲区域各国所共同承认、具有符合各国利益、有更高价值理念的亚洲体系之内、既恢复和保持中国的历史和大陆文明的优势,又尊重日本的海洋文明特殊之处和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切需要首先完成中日之间真正的永久和平,然后在和平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中日之间的文明和利益共同体,最终形成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命运共同体。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跨越三国各自的单边国家利益和历史观,有共同更高利益的东亚共同体不是某种学术想象,而是中日各自国家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按照民主的原则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确认中国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又按照主权平等的原则,确认中日韩各国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尊重又不损害共同的利益。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在形成这样的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局部或长期的紧张、乃至战争,都是未形成东亚共同体和平机制前的正常现象,由于日本是历史上已经由中国基本完成的东亚天朝礼制共同体的缺席者和反抗者。中日关系千年的紧张和战事阶段性的爆发、以至于近代和当代发生过人类历史上伤亡人类最大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是中日未能在一个亚洲体系内解决双方冲突的明证。而直至今天,中日间仍未真正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有可能使第五次中日战争在停顿了60年后重新启动,而事实上形成中日百年战争,这才是当今中日关系紧张和危险之处。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所以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周期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地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地对其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元朝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其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在中日关系上能战方能言和,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既将重新证明颠覆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元朝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四、中日历史上的前四次战争

第四次:中方是明朝。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所以日本方面称为“庆长·文禄之役”,朝鲜称“壬辰卫国战争”。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已经一目了然。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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